本单元的课文都是关于工作的，每个人都应该能找到适合的工作。
我女儿抽烟。
她做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器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手边的“骆驼”牌香烟。
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香烟是有过滤嘴的。
我心里十分难过。
我想哭。
事实上，我确实哭过。我站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支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但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
当她抽“万宝路”及“普雷厄尔”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感到难过。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抽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
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的香烟。
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盒，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照片，他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拿着一支手杖。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腾顿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
烟草业，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烟鬼──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抽上了瘾。
然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像阿尔伯特亲王那样时髦过。他还是一个贫穷、过于肥胖、为养活一大家人而拼命干活的男人。他是黑人，嘴里却总叼着一支雪白的香烟。
我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也许开始时并不明显，只是早晨一下床点燃第一支香烟时才有点微咳。
到我16岁，也就是我女儿现在这般年纪时，他一呼吸就呼哧呼哧的，让人感到不安；他上楼时每走三、四级楼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而且，他常常一连咳上一个小时。
肺部的病痛把我父亲折磨得虚弱不堪，一个严冬，他死于被称为“穷人之友” 的疾病──肺炎。
他咳嗽了这么多年，我想他的肺部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了。
去世前几年，他的呼吸已经很虚弱了，他总得倚靠着某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我女儿才两岁，他抱了她一会儿，好让我有时间给他俩拍张照片。但是很明显，他是费了好大劲儿的。
生命行将结束前，他才戒了烟，主要是因为他的'肺功能已极度受损。
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当时他太瘦了，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
到处都有针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巨大广告牌：强壮、自信或时髦的成熟男人，以及漂亮、“世故”的年青女子，都在吞云吐雾。
就像在美国的旧城区和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一样，在这些贫困的国家里，那些本应该花在食物上的钱却流进了烟草公司。久而久之，人们不但缺少食物，而且还缺少空气，这样不但大大地损害了孩子们的体质，还使他们染上了烟瘾，最终还会致他们于死地。
我在报纸还有我订阅的园艺杂志上看到，烟蒂的毒性很强：一个婴儿如果吞下了一个烟蒂，就很有可能会死去，而沸水加一把烟蒂就成了很有效的杀虫剂。
作为母亲，我深深地感到痛苦。
有时我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记得自己怀孕时，吃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小心啊！之后在教她如何安全穿过马路时，又是多么耐心啊！
有时我纳闷：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她今后大半辈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呼吸，然后再像她外公那样自己把自己毒死吗？
我特别喜欢一条写在受虐妇女收容所里的语录：“人间和平，始于家庭。”
我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
我还想起了另一条写给那些想戒烟的人们的语录：“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禁烟区。”
抽烟是一种自我毁灭，而且也毁灭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你身边的人。那些人偶尔也会取笑或抱怨你抽烟，可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看。
我现在意识到，从我还是个孩子起，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自杀。对那些生意兴隆的烟草公司的巨头们来说，能在我家取得这样一种胜利，肯定是够满意了。
1945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田中和子抬头向广岛上空望去，看见了预示她的世界快要结束的前兆。
当年她才18岁。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白点，像一张纸一样大小、一样地洁白无害。
小白点从飞机上落下来，朝着她们飘去。
整个过程只用了43秒钟。
天空中爆发出眩目的闪电和色彩，喷射出的一道道光就像孩子画笔下的一道道阳光。和子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磕掉了两颗门牙。
她陷入了昏迷。
和子的父亲穿着内衣裤在屋外后院的菜地里除草。
当他摇摇晃晃走出菜园时，鼻子和嘴里都流着血。
第二天，他身上裸露的部位变成了巧克力一样的棕色。
这幢曾经是城里这个地区的豪宅，如今已轰然倒塌。
他们的生活曾经是很舒适的，什么都不缺──至少在战争爆发前是如此。
和子的父亲出生在广岛一个殷实、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移居美国，不是因为贫穷或者逃亡，而是冒险精神使然。
但他从来没打算留在那里。
40岁时他又把家搬回了广岛。
他作为这个姓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家人都盼望他回到广岛。
但是他把在美国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及带有美国情调的生活方式也一起带了回来。
他的房子很宽敞。
屋前有个院子，屋后有两个花园──一个用来种菜，另一个设计得合乎日本传统，供观赏用。
两个起居室里有一间是美式摆设，摆放着沙发，而不是垫子或榻榻米。厨房和浴室也是美国风格。
正餐是日式的，全家人按照传统方式坐在地板上用餐。
早餐则是美式的，煎饼或熏猪肉或火腿加鸡蛋，坐在餐桌旁吃。
尽管他家与原子弹爆炸中心相距1英里多，但是他所营造的生活中的一切还是被炸成了碎片。
他干活时正面对着爆炸中心，因此他的前胸和四肢都被灼伤。
和子触摸他时， 他身上的肉就像煮过的西红柿一样，软绵绵的。
当和子焦急地等待着家里另一个成员回来时，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出现在曾经是大门的地方。
她大声叫着：“他回来啦！”她的弟弟身高6英尺，比大多数日本男子都高，她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他。
但当她走近他时，由于他伤痕累累，她简直认不出他了。
他的学校在他周围倒塌了。
他挣扎着走到一个医疗站。
他们在他的伤口上涂了些药，给伤口扎上绷带，然后就送他上路。
他摇摇晃晃地站在已成为一片瓦砾的门口。
和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接着，夜幕降临了，和子和她弟弟往山里走；和子厂里的一个朋友住在市区后面一个小山坡上的。村子里，表示愿意收留他们。
他们找到朋友的住处时已是半夜了。
和子往身后望去，只见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她感到心神不宁，内心充满恐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母。
她留下弟弟，冲下了山坡，往熊熊火焰奔去。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人，
她不停地跑着，只知道自己必须回家。
和子家比起大多数其他家庭来还算要幸运些。
但她父
当家里其他人都在康复时，和子却病倒了，辐射病的症状出现了。
这种病是原子弹爆炸后引起的可怕后果之一。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对原子弹造成的伤害程度感到吃惊。
他们原以为爆炸主要是致人死亡而已。
和子感到自己好像马上要死了。
她发着烧，
感到恶心、头昏，就像喝醉了酒似的。
她的牙龈和肠子在出血，
看上去就像个鬼似的。
“接下来就轮到我死了，”她想得很现实。
她是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却在等候死亡。
这病无药可�
冬去春来，春去夏至，和子的病开始好转起来。
但是她的病没法真正除根，只不过是潜伏起来了而已。历史上这个让人难忘的1945年8月6日给和子的肉体和精神所带来的后遗症将在她的余生一直折磨她。
我四处奔波，应约作各种演讲，常在别人家里过夜，也常被安排在孩子的卧室里。
我发现孩子房间里的玩具实在太多，甚至连我小小的梳妆盒也无处可放。
壁橱通常也是塞满了衣服，我几乎无法把夹克衫塞进去。
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表明一种观点。
我发现父母给孩子们买的玩具和衣服越来越多，这种倾向在美国家庭已是司空见惯。
我认为在很多家庭中，孩子们都把家长的慷慨大方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的后果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有害的。
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们那么多的东西，或者要给孩子们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呢？
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颇为常见的原因就是父母亲们出于内疚而溺爱孩子。
两人都是全职工作者的父母也许 他们可能想通过给孩子们大量物质的东西作为对他们的补偿。
还有一些父母给孩子买这买那，是因为他们想让孩子拥有他们自己童年时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以及那些他们过去想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些家长不愿拒绝孩子们永无休止的买玩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害怕孩子
当家长无法应付孩子的无理要求时，也会发生溺爱孩子的现象。
这样的父母会在拒绝和让步之间动摇不定──但是好像哪种办法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如果他们拒绝孩子的请求，他们
如果他们让步了，也
这样的摇摆不定不但削弱了父母管教孩子的能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味，从而使家长和子女间失去了存在于健康家庭中的某些幸福和相互尊重。
但是，用物质的东西来溺爱孩子并不能减轻父母的'内疚感(因为父母从不会感到他们已经付出了足够多)，也不会使孩子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爱(因为孩子真正想要的是父母的时间和对他们的注意)。
相反，给孩子们太多的东西可能是有害的。
在一定程度上，孩子们可能会变得贪婪、自私、忘恩负义，对他人的需要和感情变得麻木不仁，而且首先从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开始。
给孩子们的东西太多会逐渐削弱他们对父母的尊敬。
事实上，孩子们已经开始感到父母的无限制的慷慨大方是不对的。
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是这些孩子会反过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下意识地希望，如果他们逼得更紧一些，他们就能迫使父母对自己设立些限制。
另外，被宠坏的孩子也并不比那些没什么玩具的孩子在做游戏时被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
由于有求必应，他们了解金钱价值的机会就比别人少，而且当他们的要求无法即刻得到满足时，他们也不知如何去应付。
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告诉家长们应该给孩子们多少物质的东西才适当。
确切地讲，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在宠坏孩子、但又不知道如何纠正这一做法的家长们。
有时你也许会对自己是否要对孩子提出的许多要求作出让步感到没有把握。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
首先，你应该设法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你让步，或者让你感到内疚。
然后，即使没能找出原因，你也应该开始作出果断的决定，试着对孩子的要求作出迅速明确的反应。
一旦你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你也不能指望马上有效果。
有时你肯定会摇摆不定。
关键是你要对逐渐的进步感到满足，要预见到并接受可能伴随这种改变而来的偶尔失误。
还有，即使你以更坚定、更自信的方式实施着你的决定，也不能指望你的孩子会马上作出反应。
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继续对你施加曾经很有效的、老一套的压力。
但一旦他们知道不停的抱怨和争论再也不起作用时，他们最终会尊重你的决定。
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和你的孩子都会感到比以前更加开心。
“百说不如一练，”获奖的实业家约翰·TC·叶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40年中，虽然患有先天性耳聋，约翰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的实力──作为年轻的移民、大学生、睿智的企业领导、残疾人的雇主和维护者、有爱心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父亲。
约翰出生在台湾，1962年，他和家人一同移民到美国，以便于他和同样耳聋的姐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
约翰毕业于肯德尔聋人学校，然后进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想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雇
约翰回忆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厅里打扫卫生。
“我监督自己工作，因此我的耳聋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他回忆道。
他继续攻读，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数百次的工作应聘后，他再次发现雇主们不愿意雇用他，显然因为他是个残疾人。
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断定，作为一个聋人，只有自己解决问题，开创自己的生意，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由于对聋人缺乏工作机会而感到灰心，他和他的兄弟们贷了一大笔款，在硅谷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集成微机系统有限公司 (IMS)。
他们的孤注一掷有了回报，赚了大钱，不仅为正常人也为聋人提供了工作。
同时，因为其对社会杰出的服务、创新性的商业实践和卓越的技术，IMS和约翰也被授予了无数的奖项。
1994年，在IMS成立16年后，约翰和他的兄弟们卖掉了公司，进入“半退休”状态。
不到两年，约翰开始资助开发为聋人学生提供负担得起的、实时文本服务的技术。
自从第一家公司开张以来，约翰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多年以来，在证明其商业技能的同时，约翰也在许多领域的非营业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董事会任职，也证明了他作为维护聋人利益的领导者的能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约翰接受了有关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的提问。
以下摘录了部分采访内容。
问：如今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哪些特别的困难？
答：我不会将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障碍归结于文化差异。
由于耳聋而产生的难题，主要与语言交流有关。
至少要能够清晰无误地交流，才能一起有效地进行工作。
问：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增加他们从事有意义、有竞争力的工作的机会？
答：不管你有多聪明、学历有多高，作为雇主，我最看重的是员工的态度和它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作为一个雇主，我见过许多很能干、很有技术的应聘者，但是工作态度却不好。
雇主没有义务一定要雇用你，良好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问：你们公司有没有主动地去寻找残疾人雇员？
答：我不能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
雇用你了解、信任的`人很正常，而对于我来说，那些人大多数恰好都是残疾人。
当然，我不能单单因为他(她)是残疾人就保证雇用他(她)。
他们必须有相关的技术、能力以及恰当的态度。
我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那些仅能填补空缺的人员；他(她)必须有价值。
问：雇主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有什么益处？
答：我的经验是，残疾人往往比较积极，更加在意他们的工作，也表现出他们想工作。
而且他们在工作职位上呆的时间更长(即他们跳槽的频率比较低)。
此外，对于许多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家庭和文化很重要。
他们懂得工作的意义，知道一份好的工作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好的生活。
我相信还有大量的残疾人未被雇用。
我的公司已从这一劳动力资源中获益了。
问：雇主在雇用残疾人时还应该了解什么？
答：雇主需要更好地理解残疾人。
有人认为领取社会福利金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想法很反感。
失业令人羞耻也十分乏味，而且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
仅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是一个为竞争而竞争的最纯粹的例子。
运动员们在事业和身体上作出牺牲，他们冒着受伤、受挫和彻底失败的危险，仅仅为了国家和自身的荣誉而竞争。
为了获得这样的荣誉，运动员必须发挥在自己的项目上的最佳水平，在世界最大的竞技舞台上发挥模范作用。
虽然必须承认，有的运动员利用兴奋剂来提升自己的表现，从而取得优势，但他们从未获得过奥运会所能给予的唯一真正的奖赏，那就是荣誉。
而且他们也从未体验过通过刻苦训练与决心这些美德而获胜所带来的光荣感。
迄今为止，卡尔·刘易斯是奥运会田径项目最伟大的选手，也是奥运精神的典范。
这不仅是因为他屡屡获得金牌──刘易斯在四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过九枚金牌，在100米短跑和跳远比赛中保持世界记录──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所富有的竞争力和从1984年到1996年间在每一届奥运会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和获胜的能力。
如果不是美国拒绝出席1980年奥运会，他也会参加那一年的奥运竞赛。
凭着速度、稳定的发挥、诚实，尤其是获胜的渴望，刘易斯的表现非秒表所能计量，甚至使时间也停滞不前。
他要求自己发挥出最佳水平，而且他取得最好成绩靠的不是服用药物，而是无与伦比的自制力和训练时的完全投入。
令人惊讶的是，卡尔·刘易斯的父母在他年幼时鼓励他去上音乐课，而不是去参加田径训练。 但是他不愿去，而是把一条胶带粘在地上，以此标出跳远世界记录的距离，然后以非凡的决心开始向着目标练习跳远。
他的父亲评价道：“有些孩子今天想着以后当消防员，明天又梦想成为电影明星。
卡尔决心练习田径，后来始终没有改变。
他说他想成为最好的，就这些。”
他多年的训练和从容的自信为他以后卓越的田径生涯打好了基础。
然而在1985年，卡尔·刘易斯的运动生涯蒙上了一片阴影：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00米短跑中频频击败刘易斯。
虽然1988年刘易斯参加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时满怀信心，但就算对径赛知之甚少的旁观者们也都认为约翰逊会获胜。
全世界都急切地观望着，等待着，想知道谁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当选手们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站在起跑线上时，所有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刘易斯和约翰逊。 发令枪“啪”地一声响过之后，运动员从起跑线上冲了出去。
人们习惯于看到刘易斯在赛程的前一半落在后面──他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最后来个大跨步的'奋力冲刺。
因此，当他们看到约翰逊凭着起跑时的爆发力领先时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刘易斯最后的冲刺是否能够击败对手。
当他们逼近终点线的时候，刘易斯奋力加速，但是，可惜的是，刘易斯9.9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不敌约翰逊9.79秒的世界记录。
约翰逊被称为“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而刘易斯看来在以后的比赛中只能争夺第二名了。 但两天以后，约翰逊因赛后的药检结果显示其服用了类固醇而被取消了金牌，并被国际奥委会遣送回国。
金牌被转而授予刘易斯，可很多人并
更糟糕的是，刘易斯以前的一个对手指控他也服用了类固醇。
刘易斯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在法官面前证明杂志刊登这样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行为，以此作为反击。
他一次次地参加药检以证明自身的清白。
刘易斯反对在比赛中服用类固醇。除了在谣言中，他从未和使用药物的丑闻联系在一起过。 凭着对运动的持续奉献和对竞技的热爱，刘易斯消除了人们对径赛项目的一些疑虑，阻止了汉城奥运会后民众对奥运会支持下降的颓势。
他以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对短跑与跳远的诚实参与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消亡。 1992年，刘易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在跳远和4×100米接力赛中获得两枚金牌。他在公众中所受到的欢迎不亚于一位国王受到的礼遇。
令人惊叹的卡尔·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位运动员。这并不是因为他能获胜，而是因为他能诚实地获胜，他热爱竞争，他能在最长的时间里做出最大的努力。 他对体育竞技的热爱真正为奥林匹克的卓越设立了新的标准。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回答：‘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 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这不公平！”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 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 他还教 ”
事实如此，我们孤独无依地生活着。据最近的统计，共有2,200万人独自生活在自己的住所里。其中有些人喜欢这种生活，有些却不喜欢。
有些离了婚，有些鳏寡无伴，也有些从未结过婚。
孤独或许是这里的一种民族弊病，我们羞于承认它，甚于其他任何罪恶。
而另一方面，故意选择独处，拒绝别人的陪伴而非为同伴所弃，却是美国式英雄的一个特点。
孤独的猎人或探险者去鹿群和狼群中冒险，征服广袤的荒野时，并不需要有人陪伴。
梭罗独居在湖畔的小屋，有意疏离了城市生活。现在，这成了你的个性。
独处的灵感是诗人和哲学家最有用的东西。
他们都赞成独处，
都因能够独处而自视甚高，至少在他们匆忙赶回家喝茶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是这样。
就拿多萝西·华兹华斯来说吧，她帮哥哥威廉穿上外衣，为他找到笔记本和铅笔，向他挥手告别，目送他走进早春的阳光去独自对花沉思。
他写道：“独处多么优雅，惬意。”
毫无疑问，如果自愿独处，感觉要好得多。
看看弥尔顿的女儿们：她们为他准备好垫子和毯子，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开，以便他能创作诗歌。
然而他并不自己费神将诗歌写下来，而是唤回女儿们，向她们口述，由她们记下来。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些艺术家类型的人，大多是到户外独处，
而家里则自有亲人备好了热茶，等着他们回家。
美国的独处代表人物是梭罗。
我们钦佩他，并非因为他能自力更生，而是因为他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他喜欢这样──独居在湖畔的树林中。
实际上，他最近的邻居离他只有一英里，走路也就20分钟；铁路离他半英里；交通繁忙的大路距他300码。
整天都有人进出他的小屋，请教他何以能够如此高洁。
显然，他的高洁之处主要在于：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仆人，自己动手用斧头砍柴，自己洗杯洗碟。
我不知道谁为他洗衣服，他没说，但他也肯定没提是他自己洗。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从未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
梭罗以自尊自重为伴。
也许这里的启示是：自我意识越强，就越不需要其他的人在周围。
我们越是感觉谦卑，就越受孤独的折磨，感到仅与自己相处远远不够。
若与别人同住，他们的。小别会使你感到耳目一新。
孤独将会于星期四结束。
如果今天我提到自己时使用的是单数人称代词，那么下星期我就会使用复数形式。
其他人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放飞自己的灵魂，让它充满整个房间。你可以充分享受自由，随意来去而无需道歉。你可以熬夜读书、大泡浴缸、一口气吃掉整整一品脱的冰淇淋。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行动。
暂别的人会回来。
他们的冬季防水大衣还放在衣橱里，狗也在窗边密切留意他们归来的身影。
但如果你单独居住，那么朋友或熟人的暂时离别会使你感到空虚，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孤独的感觉时起时落，但我们却永远需要与人交谈。
这比需要倾听更重要。
噢，我们都有朋友，可以把大事要事向他们倾诉。我们可以打电话对朋友说我们丢了工作，或者说我们在湿滑的地板上摔倒了，跌断了胳膊。
每日不断的琐碎抱怨，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意见，积在那儿，塞满了我们的心。
我们不会真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们收到了姐姐的一个包裹，或者说现在天黑得比较早，或者说我们不信任最高法院新来的法官。
科学调查表明，独居的人会对着自己、对着宠物、对着电视机唠叨不休。
我们问猫儿今天该穿蓝色套装还是黄色裙装，
问鹦鹉今天晚餐该做牛排还是面条。
我们跟自己争论那个花样滑冰选手和这个滑雪运动员到底谁更了不起。
这没什么不妥，
也对我们有好处，而且不像有些人那么令人尴尬：在超市付款处，排在前面的女人告诉收银员，她的侄女梅利莎星期六可能会来看她。梅莉莎非常喜欢热巧克力，所以她买了速溶热巧克力粉，虽然她自己从来不喝这东西。
重要的是保持理性。
重要的是不再等待，而是安顿下来，使自己过得舒服，至少暂时要这样。要在我们自身的条件下发现一些优雅和乐趣，不要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英国诗人，而要像一个被关在塔楼里的公主，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童话故事迎来快乐的结局。
毕竟，事已至此，
这或许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局面，但眼下我们不妨称之为家吧。
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
“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
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腐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
“好，拉斯，” 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她从来不知道我的普利策奖。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错，孩子。看来，要是你努力工作，总有一天� ”
同卵双胞胎卡蒂和萨拉·莫纳汉去年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大学，决心闯出一条独立之路。
虽然这对18岁的姐妹曾要求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但宿管处还是把她们安排在了同一栋楼的第8层，中间只隔一条过道。
卡蒂与室友相处融洽，但萨拉却十分不快。
她因许多事情与室友暗地里不和，诸如什么时候熄灯、家具应如何摆放等等。
最后她们将房间一分为二，彼此不再说话，主要通过写便条进行交流。
这段时间里，萨拉不断跑到过道对面卡蒂那儿寻求慰藉。
不久两人又想住在一起了，
而萨拉的室友最终也同意搬出。
“从重新住在一起的第一晚开始，我就感到很舒服，”萨拉说，
“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萨拉以和同卵双生姐妹同住的办法走出了她的困境，这种办法很少见，但她所遇到的冲突却并不罕见。
尽管许多学校已做了许多努力来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室友，但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一位室友总感觉冷，而另一位却总是不想调高暖气温度，尽管气温计显示室外温度已达零下5度。
一个喜欢安静，而另一个却每天练习两个小时的小号，或将音响开得很大，响得连整个房间都在振动。
一个只吃有机蔬菜产品，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神圣的，即使是蚂蚁、蚊子也如此，而另一位却爱穿皮草，喜欢在生物课上将青蛙开膛破肚。
彼此性格不合时，离家上大学的那种兴奋感就会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而且，室友会互相影响对方的心理健康。
根据最近的研究，大学生室友的忧郁症往往会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学会容忍陌生人的习惯可使大学生学会灵活应变和妥协的艺术，但这往往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21岁的朱莉·诺埃尔是大四学生。她回忆说，她一年级时与室友无法沟通，彼此整整一年都很不自在。
“我曾从早到晚用CD机播放同一张碟，就是为了试试� ”
虽然她们没有将房间一分为二，但是到了年末，她们还是大吵一场分开了。“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当时能跟她谈谈我的感受，”诺埃尔说。
大多数室友间冲突的起因都是小小的令人不快的分歧，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原则上的重大争执。
“都是具体的事情弄得室友不和，”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宿舍管理处主任助理说。
在极端的情况下，室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严重的暴力事件。去年春天哈佛大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位学生将她的室友杀害后自杀。
许多学校都已经启动了化解冲突的项目，以缓和紧张形势，要不然它们就会像火山一样蓄势待发，最终导致暴力行为。
有些大学采用了“室友合同”的做法：所有新生在参加有关室友关系的讨论会之后，都要填写签署该合同。
学生们订下详细的宿舍行为准则，包括可以共同接受的学习时间、睡眠时间，动用彼此物品的原则，以及如何处理留言。
虽然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永远不会诉诸法庭，但合同副本都被送到所在楼层的宿舍指导员处，以防日后发生冲突。
宿舍管理处主任说：“合同允许我们处理一些同学们没有想到或不愿谈及的问题。”
有些学校试图通过电脑配对安排住宿，以期防止争吵发生。不过这种做法更像推测游戏，并不科学。
它根据学生对住宿表格上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他们组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容忍抽烟，选择什么样的作息时间，以及对个人习惯是整洁还是凌乱的自我描述。
有时家长会拿走表格，就他们孩子的习惯填入不真实的`、一厢情愿的数据，特别是在吸烟问题上，这就削弱了这种做法的效果。
此外，宿舍管理人员中关于大学生活特色的理论之争也使这一安排过程复杂化。这一争论围绕的主题是：“到底是让相似的人住在一起，还是让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让他们取长补短呢？”
一幅漫画道出了许多学生对这一做法的感受：面对一大堆资料，宿舍工作人员随便拿出两张待选的表格，叫道：“这位喜欢象棋，那位爱好足球，他们住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了！”
一位二年级学生艾伦·萨斯曼回忆道：“我觉得他们肯定了解我们的性格，然后就选性格相反的(搭配)。”
萨斯曼喜欢整洁，学习认真，而他的室友却邋里邋遢，而且喜欢通宵聚会直至凌晨。
“我一进房间，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上到处乱翻，想找邮票去寄信。
还有一次，我回来就看到他在吃我的最后一块巧克力曲奇饼，那是我妈妈带给我的。
宿舍楼里的人都在打赌我们什么时候打起来，”他说。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却最终成了朋友。
萨斯曼说：“我们彼此从对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也决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了。”
1940年的炎夏和早秋，夜复一夜，一个深沉而平稳的声音飞越大西洋，从英国传到美国，讲述着英国在德国轰炸机轮番进攻下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这个有力而平稳的声音，带一点北卡罗来纳口音的美国音，出自爱德华·R.默罗之口， 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欧人员的负责人。
当炸弹纷纷落下、火焰在全城街道四处蔓延的时候，默罗在播音：“这里是伦敦。”
他的声音里表达了一种为这个古老城市遭受的苦难而感到的悲痛，同时还传递着一种信心──无论要忍受怎样的苦难，伦敦将巍然屹立的信念。
伦敦是摧不垮的。
猛烈的空袭是在8月中旬开始的，纳粹的炸弹开始落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岸线上。
德国轰炸机在多佛尔海峡的白色峭壁上投下了黑色的阴影，英国的民防军准备在海滩、悬崖和山区战斗，直到最后一个英国人战死，或者侵略者被赶走为止。
空军元帅戈林手下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深信，他们会最终战胜英国。
希特勒和戈林相信，当伦敦像华沙或鹿特丹一样被烧成一片焦土的时候，英国就会投降。
但是英国人要比华沙的波兰人和鹿特丹的荷兰人幸运。
他们有英吉利海峡这道抵挡纳粹地面部队的天然屏障，还有皇家空军在空中与纳粹作战。
伦敦的苦难实际上开始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那时希特勒最终确信英国人不打算投降。
1940年9月7日，近400架德国轰炸机在大白天用炸弹猛烈轰炸了这座城市。
戈林曾吹嘘说：“这是我们空军第一次把炸弹直接投入敌人心脏的历史性时刻。”
大火熊熊燃烧，房屋倒塌，煤气管道爆裂，街道上升起浓浓黑烟。
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感到了炸弹的威力。
雷达警报器在尖叫，救护车从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向另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飞速行驶，而消防队员则每时每刻都在面对熊熊火焰。
在遭受如此重创后仍能继续坚持战斗，这对任何城市来说都似乎是不可能的。
炸弹在四周爆炸，飞机从空中向下扫射，市民们似乎不可能照常工作、上班、吃饭、睡觉、处理日常事务。
但是这座城市挺住了。
火车把上班的人们从郊区送到城内。
公共汽车在街上颠簸前进。
大火已被控制住。
一瓶瓶牛奶被送到家门口，妇女们把它们取回家，好像战争发生在千里之外似的。报纸一出来，人们就去购买，一边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一边阅读伦敦战况的报道。
爱德华·R.默罗用低沉而平稳的声音开始广播：“这里是伦敦。”
他播音时的语气，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说出这几个字。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并不刻意显示出一种英雄气概。
他只是沉着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这个城市依然存在。
默罗知道英国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人的决心：商店里和马路上的人们，酒店里喝酒的男人们，家庭妇女们，那些在屋顶上监视火情的人们，那些面临无数困难和痛苦的人们。
英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那为数不多的日日夜夜驾机升空、迎击一群群纳粹轰炸机的飞行员们。
这些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却还在超越自身的极限，继续战斗。
伦敦人民也站到了战斗前线，但是他们无法得到直接反击敌人的满足感。
他们无法飞上天空去击毁敌机。
他们必须在地下室里飞快地挖掘，以营救埋在残垣断壁下的朋友们；
他们必须扑灭没完没了的大火；
他们必须坚强起来，去承受敌人带给他们的任何灾难。
在1940年10月1日的广播中，默罗宣布：“请记住：这些人既勇敢又有耐心；在炸弹轰炸下人人平等；这场战争是速度和组织性的较量；能最好地保护平民百姓并保持其尊严的政治体制将赢得胜利。”
事实证明，默罗关于普通人民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预言是正确的。
那些纳粹强国最终还是被同盟国打败了。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回答：‘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这不公平！”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他还教 ”
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是一个为竞争而竞争的最纯粹的例子。
运动员们在事业和身体上作出牺牲，他们冒着受伤、受挫和彻底失败的危险，仅仅为了国家和自身的荣誉而竞争。
为了获得这样的荣誉，运动员必须发挥在自己的项目上的最佳水平，在世界最大的竞技舞台上发挥模范作用。
虽然必须承认，有的运动员利用兴奋剂来提升自己的表现，从而取得优势，但他们从未获得过奥运会所能给予的唯一真正的奖赏，那就是荣誉。
而且他们也从未体验过通过刻苦训练与决心这些美德而获胜所带来的光荣感。
迄今为止，卡尔·刘易斯是奥运会田径项目最伟大的选手，也是奥运精神的典范。
这不仅是因为他屡屡获得金牌──刘易斯在四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过九枚金牌，在100米短跑和跳远比赛中保持世界记录──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所富有的竞争力和从1984年到1996年间在每一届奥运会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和获胜的能力。
如果不是美国拒绝出席1980年奥运会，他也会参加那一年的奥运竞赛。
凭着速度、稳定的发挥、诚实，尤其是获胜的渴望，刘易斯的表现非秒表所能计量，甚至使时间也停滞不前。
他要求自己发挥出最佳水平，而且他取得最好成绩靠的不是服用药物，而是无与伦比的自制力和训练时的完全投入。
令人惊讶的是，卡尔·刘易斯的父母在他年幼时鼓励他去上音乐课，而不是去参加田径训练。但是他不愿去，而是把一条胶带粘在地上，以此标出跳远世界记录的距离，然后以非凡的决心开始向着目标练习跳远。
他的父亲评价道：“有些孩子今天想着以后当消防员，明天又梦想成为电影明星。
卡尔决心练习田径，后来始终没有改变。
他说他想成为最好的，就这些。”
他多年的训练和从容的自信为他以后卓越的田径生涯打好了基础。
然而在1985年，卡尔·刘易斯的运动生涯蒙上了一片阴影：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00米短跑中频频击败刘易斯。
虽然1988年刘易斯参加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时满怀信心，但就算对径赛知之甚少的旁观者们也都认为约翰逊会获胜。
全世界都急切地观望着，等待着，想知道谁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当选手们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站在起跑线上时，所有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刘易斯和约翰逊。发令枪“啪”地一声响过之后，运动员从起跑线上冲了出去。
人们习惯于看到刘易斯在赛程的前一半落在后面──他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最后来个大跨步的奋力冲刺。
因此，当他们看到约翰逊凭着起跑时的爆发力领先时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刘易斯最后的冲刺是否能够击败对手。
当他们逼近终点线的时候，刘易斯奋力加速，但是，可惜的是，刘易斯9.9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不敌约翰逊9.79秒的世界记录。
约翰逊被称为“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而刘易斯看来在以后的比赛中只能争夺第二名了。但两天以后，约翰逊因赛后的药检结果显示其服用了类固醇而被取消了金牌，并被国际奥委会遣送回国。
金牌被转而授予刘易斯，可很多人并
更糟糕的是，刘易斯以前的一个对手指控他也服用了类固醇。
刘易斯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在法官面前证明杂志刊登这样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行为，以此作为反击。
他一次次地参加药检以证明自身的清白。
刘易斯反对在比赛中服用类固醇。除了在谣言中，他从未和使用药物的丑闻联系在一起过。凭着对运动的持续奉献和对竞技的热爱，刘易斯消除了人们对径赛项目的一些疑虑，阻止了汉城奥运会后民众对奥运会支持下降的颓势。
他以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对短跑与跳远的诚实参与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消亡。1992年，刘易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在跳远和4×100米接力赛中获得两枚金牌。他在公众中所受到的欢迎不亚于一位国王受到的礼遇。
令人惊叹的卡尔·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位运动员。这并不是因为他能获胜，而是因为他能诚实地获胜，他热爱竞争，他能在最长的时间里做出最大的努力。他对体育竞技的热爱真正为奥林匹克的卓越设立了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