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是怎么样（精选6篇）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艺术之宫”里的，也即学院体制内的“学者”身份的警觉与拒绝。鲁迅当然知道学院体制内的“学者”和前面所说的“特殊知识阶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但他对之同样有着深刻的疑惧。据鲁迅说，在，他曾多次被封为“学者”。年初，当他主张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时，33就有人出来说话了，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应该如此。后来鲁迅和章士钊论战，特别是章士钊非法取消他的佥事职务，鲁迅向法院上告时，又有论客出来指责鲁迅“确是气量狭窄，没有学者的态度”。陈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公允”，也多次称鲁迅为“学者”、“文学家”。不是说鲁迅“多疑”吗?鲁迅真的就警觉起来：为什么人们总希望、要求我做学者呢?还有“学者的态度、气量”，又是什么呢?鲁迅终于醒悟：所谓“学者的态度、气量”就是要“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戢指嚼舌，喷血而亡”，据说只有这样端起学者的架子，才能“顾全”自己的“人格”。34《现代评论》3卷66期还真的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绅士”的“架子”，据说“一个人生气到了应该发泄的时候，他不发泄”，“一个人失意或得意到了应该忘形的时候，而他不忘形”，这就是绅士风度。35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涵养吧，但这一套对鲁迅是根本无用也无效的。他倒因此而明白：所谓学者的头衔、尊严，不过是“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36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学者”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意味着一种规范，在学院的“艺术之宫”里是有许多“麻烦的禁令”的。37譬如说，“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38如果你在“讲讲义”之外，还要做什么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特别是在课堂上不死念讲义，还要即兴发挥，那你就会被指责不像学者。还有，学者是必须有涵养的，不能随便生气，即使别人打上门来，你也得像陈源们那样，“吞吞吐吐”，“笑吟吟”的。陈源宣布鲁迅的一条大罪状就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什么罪名呢?就是没有“学者风度”。39“不准生气，不准骂人，不准跳”，这大概都是学院里的禁令。这些规范、禁令，对身份的划定，其实都是学院体制化的产物。在鲁迅看来，这都构成了对人的个体生命自由的某种束缚，这是以“立人”、个体精神自由为终极追求的鲁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
“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就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40
鲁迅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恐惧感：恐惧于在实现学院体制化、学术和学者规范化的过程中，会落入“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学术文化被高度地一体化的陷阱之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他同时忧虑于人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野性的彻底丧失，“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不过是走向死路而已。41这都关乎鲁迅的根本信念、理想，在追求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创造活力这些基本点上，鲁迅是绝对不能做任何让步的。他必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鲁迅对他自己的，以及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还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收《集外集拾遗补编》);一篇是12月21日在上海暨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篇文章是鲁迅经历了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思考的总结。
先看《关于知识阶级》。他首先提出要警惕“打倒知识阶级”的思潮：“知识就仿佛是罪恶”，“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鲁迅在《知识即罪恶》里就批判过这样的反智主义的思潮。鲁迅在这里正是提醒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绝对不能导致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这是反思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存在着反文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土壤的。鲁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义：近半个世纪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义的大泛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大摧残，正是证明了鲁迅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总能从某些“高论”中，看到反智主义的幽灵。
在报纸上，对于鲁迅先生逝世的记载，是有着许多不同的意义的。有的叙述过去的交往，如山本实彦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对于先生特别有亲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读卖新闻》对于先生加以亲日文学家的头衔。使我钦佩的是《文学案内》所登载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几个人的短短的文字。他们说：“称鲁迅为亲日文学家，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家中，多是亲日的，他们对于日本良善的民众，非常亲密，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则非常厌恶。”这话正是针锋相对的、正确的言论。
鲁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连锁，他以全力促进中国文化，同样也想促进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却在暴横的军阀压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后，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搅乱着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对中国爱和平的民众残杀起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众的不幸。我想，在海之东，在海之西，在许多哀悼鲁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蕴蓄着反帝的正义，来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以求和平去发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恒的友谊的。
“掷去了这种(“学者”的)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43。
这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个体。这也就是鲁迅在《彷徨》题诗中所说――
“寂莫旧文苑，平安新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44
鲁迅自己则将其定位为“孤独的精神的战士”。45――他依然坚守住了20 世纪初即已做出的选择。
鲁迅当然明白，他的这种自我放逐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说自己必定是“运交华盖”，被各式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力量“罩住”，从权势者的压迫到无物之阵的包围，不断地碰壁，永远碰钉子，被“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许更为致命的，是要陷入无休止的论战之中，如鲁迅自己所说，“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46“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47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就是这样一场令人沮丧的论战：实在说，陈源和鲁迅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和不成为对手的对手论战是很无聊的――鲁迅终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后，甚至直至今日)也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这是他的一个悲剧。自己不会有多大进步却必须纠缠在里面，所以他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心情是相当沉重的，同时袭来的是绵绵无尽的悲凉感。但是鲁迅说，他绝不后悔。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话――
“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是很有趣的。’”48
这种回答是真正鲁迅式的。这也是鲁迅说的：我“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我“实在有些爱”这“荒凉和粗糙”的灵魂，“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49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价值：“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的生命诚然舒适然而苍白，“辗转生活于风沙中”自然辛苦却充实而自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终于分道扬镳。